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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毅:新文科建设的理路与设计
来源: 发布时间:2019-08-30

新文科建设的理路与设计

 

作者简介:周毅,苏州大学教务部部长,教授。

 

【摘要】新文科是“四新”战略的构成之一,是提升哲学社会科学高等教育质量、创新文科人才培养机制的重要举措。文章首先从国家整体发展需要出发论证了新文科建设的战略意义;对新文科的内涵、目标、特征等进行了阐释和梳理;探讨以新文科建设为契机统筹规划文科教育的新领域和新局面,探索培养新文科人才,布局和优化文科教育创新体系;最后,以在新文科建设中的探索和尝试——开设数字人文专业为例,研究新文科建设的具体实施和推进策略,为开展新文科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新文科;文科教育;哲学社会科学;高等教育改革;数字人文

一、我国新文科建设的战略意义

1.建设现代化大国和科教强国的需要

以一流人才支撑一流国家建设,是强国崛起的基本逻辑。国家创新发展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归根结底都要依靠人才实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也同样是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时代命题,也是新文科建设面对的机遇和挑战。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基于此,新文科建设的目标是培养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培养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哲学社会科学应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新文科无疑是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新尝试。

2.彰显文化自信和培育新文化的需要

新文科建设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的具体履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构成了物质成就的精神或灵魂,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只有在物质领域发展的特定阶段上才会得到高度的凝聚;但它一经形成,便会成为一种贯穿于各种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支配力量。新文科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新文科建设要培养具有文化自信的文化建设主力军,并将文化带入实践中,关照和表达民生,传承和发扬文化;另一方面,新文科建设培育的人才应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

3.参与并融入国际交流语境的需要

新文科建设要尝试重新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这是培养发出中国声音、形成中国主张、推广中国经验人才的需要,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派的需要。体现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开放包容,面向未来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如何培养新文科人才,一方面,为全面提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原创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与传播能力、国际学术影响力,打造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人才基地和原创思想策源地,强基固本,进一步融入国际交流和深度对话中,发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思想;另一方面,秉持开放包容的大国态度,将优秀人文社会科学吸收和借鉴到先进文化中来,形成有独立主张的中国理解和阐释,积极参与和融入多元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

4.应对科技创新、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需要

互联网、数据技术等新技术改变现有产业结构、产业形态和产业内容,催生新产业的诞生,主要体现为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信息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趋势,新文科建设是实现哲学社会科学与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在高等教育的实践。这不仅促进了人文社会领域教育和科研在对象、内容、过程、方法以及结果上的革新,同时也催生出新兴的产业内容或领域,产生了新的人才需求和定位,如数字内容产业、数字文化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同时,在互联网、大数据和媒体融合的助力下,已有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可以在数字化平台上得到更大范围和更有穿透力的显现、传播、共享和增值,发挥出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也催生出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5.高校进行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需要

高校专业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要把社会需求作为高校专业设置和优化调整的第一准则。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优化高校专业布局,实现人才培养结构、培养模式与国家需求相匹配,专业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链、创新链等相衔接。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看,专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决定我国高等教育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我国高校现有为数不少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定位比较模糊,专业核心能力与核心素养不够明确,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无法有效支撑专业培养目标和学生毕业素质要求的达成。此外,一个特别明显的不足是,有关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上往往囿于单一的学科或专业门类界限进行课程设计,较少进行跨学科、跨专业的主题课程开放选修,也没有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选择权。这种文理科、文科各专业之间的隔断或界限不利于跨学科交叉的创新人才培养,也不利于人才培养匹配社会需求。新文科的建设旨在改变现有文科教育模式,推动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组织形式的变革。

二、新文科的内涵与特征阐释

1.新文科的含义

新文科提出至今学界尚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我们认为,新文科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现有文科专业为基础,赋予文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新内容。即在现有专业内涵基础上,以保证其专业核心能力与核心素养为前提,适应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推动教学模式改革。二是在文科人才培养模式上实现跨学科专业的新突破,即突破现有文科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限制,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文理、文科等各专业之间的交叉,对文科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目标定位、组织形式、课程体系等重新认识或实现结构重塑。由新文科内涵创新驱动的文科教育改革,不仅体现在对现有文科专业教育教学内容的再认识与再深化和本硕博人才培养过程的贯通衔接,而且也体现在运用新理念对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和实现路径的全方位探索。这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又相互补充。前者是基础性的改革,后者是深化性的改革。本文重点阐述的是后者。

2.新文科的特征

在新文科中,文科是指人文社会科学。新文科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新交叉。在推进文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改革的实践中,目前主要做法一般是在文史哲融通、政经哲融合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关学科专业之间实现整合。例如,苏州大学通过成立“文治书院”,从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等相关专业中选拔部分优秀生源,尝试进行“文史哲卓越人文学者”的培养实践;北京大学等通过跨专业类进行PPE(政治、哲学与经济学交叉)等的人才培养实践。上述做法都不同程度体现了多学科专业融通或融合培养,从而实现“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培养目标。从实践模式上看,这种融通或融合都有独立的人才培养方案或课程组合模块,但如何解决好学科专业或知识体系之间的科学衔接和有机组合却是一个难题。这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各专业之间所进行的交叉尝试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对传统文科的升级改造和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初步深化。

在更大跨度范围内进行学科专业交叉人才培养也是新文科的应有之意。对此,国外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本硕博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在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基础上又逐步演进为STEAM。它增加了艺术学(Arts),包括广泛的人文科目,如社会研究、语言、形体、音乐、美学、表演等,其主要目标是改进工科交叉学科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突破了STEM只强调技能的限制。这给我们的啟示是,在新文科建设中,突破人文社会科学的限制,在文理、文工等范围内进行更大跨度的学科专业交叉,更加强调思维、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升,这将成为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选项。

(2)新功能。新文科具有重要的文化属性,新文科的发展将为文化自信的确立培养人文社会科学人才。而文化是以多样化的形式存在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化各有其形态、内涵和特点。新文科的发展,要以文化自信为指导,即文化自信基于文化底蕴和文化胸怀,激发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推动新时代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新文科归根结底就是要发现、表达、传播、挖掘、保存和创新文化。新文科的主要功能应该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固力。即能在不同学科和领域发现、累积和沉淀文化,包括工科、医科和农科中的文化发现、挖掘和保存,揭示工科、医科和农科理论和应用中独有的文化价值,例如我国的中医中药文化数据库、我国“一带一路”经贸发展数据库等的开发和数字化。第二,文化贯通。即能通过文化连接不同知识和专业领域,创新诠释和表达文化,体现共同文化的相通和对话,发挥文化的规模化效益,例如一些智能制造工业旅游景点的开发、经典名著相关数字创意教育产品和网络游戏的开发等。第三,文化带动。即以文化为主线贯穿在不同专业领域上,实现文化的创新及衍生并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例如数字传播技术支持下的诸如网络、移动电视、手机、数字报刊等媒体,形成了传统传播手段与新兴传播技术交互作用,促成传统形态与新型形态的文化产品并存,促进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不断出现,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的发展促进新兴数字文化、数字产业和数字技术的发展。

(3)新范式。新文科的提出是第四范式在文科教育中的应用尝试和实践探索。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新兴技术发展的强劲支撑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人文资料的数字化及其网络分享,人文知识的获取、分析、集成和展示所形成的数字化场景,彻底改变了人文学者进行人文资料组织、标引、检索和利用的习惯,以全新格局接续人文研究,并维持一致性和高效性。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惯习的第三范式,是指遵从问题是什么、有什么假设、提出问题、搜集数据再进行验证,它主要关注的是问题或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第四范式则是先有了大量的已知数据,然后通过计算得出之前未知的理论。第四范式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三只眼”——数据之眼,即可以通过对数据采集、分析和挖掘,发现和揭示新的问题,再运用和发展相应的理论,使得理论基于数据和事实,它更多关注的是问题或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也打破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打独斗”的封闭研究模式,转而走向开放和共享的协作研究和学习模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摆脱“独狼式”的工作方式,学会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完成研究项目。这也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不仅需要在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更需要学科体系和教学模式上的同步改革。

(4)新路径。新文科建设突出强调文科教育的质量发展路径。新文科需要从两个模式上来推动实现:一是对现有文科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与内容等进行升级改造,其目标是引导现有文科人才在已有行业或专业领域中发挥创新和引领的作用,从而实现该专业领域内卓越拔尖人才培养;二是直接对接新兴领域的实践需要,培育或创造一个全新的文科人才培养路径,以适应新兴领域对文科人才的特定需求,这类专业培养应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如果是要实现人文社会科学与理学、工学的更大跨界融合、交叉,在文科人才培养模式上也应突破既定的路径或方法依赖,在微专业、自定义辅修专业建设与实践基础上实现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也是可能的选择。无论是实现何种模式,都是文科教育在质量发展路径上的探索和实践,以培养高质量文科人才为总目标,建立专业、课程和基地的高质量标准,将质量优化作为新文科专业转型升级、再造创新的指导思想,健全和完善系统的文科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质量管理体系。

3.新文科的人才培养改革基本要求

新文科建设的推进必然伴随着人才培养改革,它体现了文科教育的几大创新。

(1)文科教育的新理念。和新工科、新医科和新农科的目标一致,新文科首先要树立能力与素质并重的培养理念,实现创新性高质量文科人才培养。通过对文科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的重建,在教学模式与课程组织形式等方面实现全方位改革,从而突出本科教育对文科人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具体而言,就是要改变以往文科教育强调理论基础和思辨能力、忽视实践操作和动手能力,重视科研论文产出、忽视文科成果的多样化形式表达呈现等现象,推动文科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在定位目标、学生发展、成果产出等方面的全方位转型。 其次,在新文科教育中要导入“学生中心、成效导向、持续改进”等工程教育认证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就是在新文科教育体系中要从学生发展、学生成长等基本要求出发,从新文科培养目标的精准定位出发,通过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支撑学生毕业能力与素质要求的充分实现,助力学生成长成才;“以成效为导向”就是要长期跟踪和评价学生的培养成效,并将有关评价结果运用到新文科人才培养目标、方案和实现过程的持续改进,从而形成一个高效的人才培养闭环系统;“以持续改进为原则”就是要通过对文科人才培养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总结反思,不断丰富和充实新文科本科人才培养的目标与内涵,从而实现对新文科教育成果与价值的可测量与可评估,从过程和结果上推进文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实践。

(2)文科教育的新定位。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社会治理实践等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跨界整合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新文科的使命。这就决定了文科教育需要在遵循人文社会科学基本规律的同时,注重与社会发展和技术革命相呼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变革和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新需求,以及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手段的新变化,均对文科教育的发展定位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科教育的新定位要求文科人才不仅需要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知识,更需要能主动兼容、学习和吸收其他相关专业的知识或技能,在跨界、融通、整合和合作中实现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

(3)文科教育的新结构。一直以来,我国文科人才培养规模不小,但学科专业的结构性矛盾较为明显。有些学科专业与社会需求不对应,一些学科专业的低层次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有些学科专业社会急需,却发展缓慢。同时,不少文科专业在教育内容上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也不密切。这些教育结构性矛盾是加剧文科毕业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新文科建设,建立起一种文科人才培养结构的动态调控机制,也是当前深化文科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从整体出发,对文科教育体系进行规划,对现有文科学科专业进行存量调整,精选和优选一流文科专业建设点,对部分文科专业进行整合调整,明确定位和方向,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课制宜地建设和共享一流课程,细化新文科专业和课程布局的共享粒度,优化资源配置,做出大文科对大文化的现实回应和精细落实;另一方面,建立开放包容渗透关联性的文科体系,通过多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特别是文理工交叉融合实现新专业的增量优化。即突破文科内浅层次简单交叉,解决和哪些学科交叉、如何交叉等问题,以人才培养目标的明确定位和社会需求的引导为原则,持续深化文科教育教学的改革,实现学科专业的科学交叉和融合。

(4)文科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文科人才培养可以借鉴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理念和要求,明确能力结构、素质要求与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映射关系;引进质量管理理念,对教学过程和结果、人才培养体系等进行全流程控制,建立质量评价体系,接轨国际化联合认证体系;建设一流本科专业并进行一流专业的认定,实现新文科教育流程重组和结构再造相结合。在课程体系与课程组织方式上,突出项目化课程与实践环节的要求,特别是与文创内容的结合,这对文科教育整个体系的功能规划、学习资源建设、学习环境设计、学习方法创新、组织运作方式和学习测评方式都将带来一定的影响,强化教育方法与现代技术在新文科教学实践的植入;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全过程,这就要求文科学生的能力素养需要进行升级,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沟通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竞争与合作精神等。培育文科教育的创新文化,深化跨院校、跨行业和跨领域的协作,充分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开设和行业需求相匹配的课程,利用研究和创新中心,生成和实现新创意。

三、一个新文科建设的构想与实现:以数字人文专业方向为例

开设数字人文专业方向是跨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是创新学科布局和新文科人才培养改革的重要尝试,也是适应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新需求的重要举措。

1.国内外数字人文专业的发展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DH),源于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是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兴技术支撑下开展人文研究与教育而形成的新型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的产生在本质上属于方法论上的创新,核心目标是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人文领域,从而改变知识的获取、标注、比较、取样、阐释与表现方式,实现人文研究与教学的升级和创新发展。将数字人文作为新文科建设的尝试,契合了当前数字文化、数字内容和数字创意的产业需求。培养这些新兴领域的专门人才,可以专门从事数字文化相关的顶层设计、项目管理、产品经理、产品规划和设计等。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在很多大学内建立了跨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其中,较为知名的研究中心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辅助人文研究中心和斯坦福人文实验室、MIT的Hyper studio、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马里兰大学的人文技术研究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人文计算研究中心、日本立命馆大学的京都数字文艺研究中心等。同时还有许多国际组织和协会支持数字人文的理论和实践。2001年,弗吉尼亚大学在研究生课程中开设数字人文课程。2005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率先成立了数字人文博士学位授予点。随后的十几年中,欧美地区从本科到博士,共计几十所高校开设了数字人文专业。美国有几十所大学开设了数字人文课程,如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欧洲数字人文学会(EDAH)网站显示,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爱尔兰科克大学学院、德国帕绍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瑞士洛桑大学等共计21所大学开设了数字人文课程。数字人文教育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德国帕绍大学从本科到博士阶段均开设了数字人文专业。目前,iConference已经组建了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研究制订数字人文专业的培养方案、核心课程等。

我国数字人文教育起步相对较晚。2011年,我国首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在武汉大学成立,它也是centerNet亚太联盟五大创始成员之一。此后,武汉大学持续开展了一系列有关数字人文的学术沙龙,积极推进数字人文教育发展;2016年1月,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共同组织了以数字人文为主题的大会;上海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也都召开了数字人文研究和实践的国际研讨会;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与此相关的荣誉课程学位项目。数字人文在我国已引起学术界关注,但目前各高校尚未开设相应的专业或进行成建制的数字人文专业人才培养,系统开展数字人文人才培养的探索尚未起步。

2.苏州大学数字人文专业实验班的主要设计思路

在分析国内外数字人文教育发展的基础上,苏州大学明确了以数字人文专业实验班作为新文科教育尝试的几个导向。

(1)目标素养的复合化。重视数字素养和人文素养的结合,重视人文学科人才知识结构的调整,重塑人文专业教学模式。数字人文专业的设计进一步明确了数字人文专业相关性学科圈,确定了相关专业和院系的实施范畴。数字人文专业的人才培养直接面向数字文化、数字内容和数字创意产业的社会需求,培养既能从事顶层设计和开发,又可以进行数字人文项目的产品设计和开发的产品经理,兼具人文素养和数字素养,不仅具备人文学科基本专业知识,还要适应数字环境技术和技能的更新,具有创新性、批判性思维,协同协作、问题解决等能力,以填补信息技术和社会文化诸多交叉领域的现实人才缺口。

(2)以点带面的试点化。为了给数字人文专业实验班的人才培养积累资源,总结经验,在实验班启动建设和实践初期,设想提炼出3至5门核心课程,形成一个课程组并以“微专业”的形式向全校所有专业学生开放,若再辅之以完成相关项目作为必要条件,学生即可获得数字人文辅修专业学习经历。这种从点开始的探索,不仅可以形成数字人文专业的核心能力与核心素养,而且在教学组织和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上也可以为数字人文专业面上的推广积累经验。通过数字人文“微专业”的植入,带动文科相关专业的转型升级和质量优化,带动文科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流程重组,培育和发现新文科一流专业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

(3)人才培养的特区化。人才培养的特区化有多种不同体现方式。首先是学生选择的灵活性。数字人文专业实验班学生来源计划是在全校文科各专业中进行二次选拔,同时赋予学生二次选择毕业专业的权利,可以通过毕业专业确认、转专业等方式完成实验班学生出口通道的多样化选择。其次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模块化(2+2模式),即学生在修完原专业课程后嵌入数字人文专业课程,设置数字人文核心课程(即学位课程)的课程体系,嫁接在学生已有的两年专业学习中,后两年关于数字人文专业知识的学习一般通过课程和项目捆绑方式,强化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知识的转化能力、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再次是专业学习要求与保障政策的特殊性。即该专业学生以完成数字人文的项目设计为毕业基本条件。为此,在数字人文项目库建设与组织上就必须有特殊政策保障。数字人文项目库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汇集和整理已有的开源数字人文工具、软件和数据,二是自建各类数字人文项目的数据库。例如,各类人文专题数据库和古籍文本数字化建设,基于GIS的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视化项目,基于数字古籍语义分析的历史与档案项目,基于文本挖掘与统计的文学、新闻、话语与传播项目,基于数据库的法律条文、文书、证词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计算语言学项目,基于视频捕捉、运动分析与虚拟现实的民族文艺项目,基于图像分析、色彩还原和数字重建的考古与历史建筑,基于互联网的学术出版、专题资料库与知识门户社区建设项目等。为了使上述两类数字人文项目库在人才培养上发挥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学校不仅要有专门机构(专门的数字人文研究机构或图书馆相关机部门)负责汇集、整理相关数字人文工具,而且要组织立项一批师生可共同参与的数字人文建设项目,并形成比较成熟的项目库。这就需要学校在资金、政策等方面进行特别支持。

(4)运行载体的实体化。以现有相关学院为依托,或成立专门的书院来组织数字人文实验班的具体教学。在人才培养的依托载体方面,成立实体学院或采用文科书院制,或者选择挂靠现有学院都是可行的方案。近十年来,苏州大学通过上述不同形式已经积累了进行跨学科、跨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相关经验,人工智能实验班是以现有某个学院为依托联合多个学院共同完成人才培养;同时学校也成立了唐文治书院和敬文书院进行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改革。其中,唐文治书院的定位是“打通文史哲,培养卓越人文学者”,其运行机制是将文史哲等专业学生从入学开始就集中住宿、集中培养(一个统一的人才培养方案),它是典型的第一课堂教学组织模式;而敬文书院虽然是集中住宿制书院,但其学生都有自己的所在专业和专业学院,并按各自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成培养,在第二课堂实现更多的通识教育和体验课程。数字人文实验班不管是使用上述依托、挂靠某个学院或成立专门书院作为运行载体,其教学组织模式的设计是在学生学习两年相关专业后再嵌入数字人文课程模块,并更多地体现出科教、产教融合的特色。科教融合即是学生参与数字人文项目研究与设计,产教融合则体现在师生参与的数字人文项目或产品及其衍生品等均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并能够成为数字内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5)研究力量的集成化。为了集聚来源于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参与数字人文实验班的教学与项目研究过程,在学校层面可以通过设计成立一个数字人文研究机构来实现这种资源集成与整合。这个数字人文研究机构是数字人文实验班的办学依托和实践基础,它可以发现、整合和重组学术资源,承接各类型研究和实践数字人文项目,为数字人文项目交叉研究和团队合作提供组织保障。同时,该机构在定位上也可以成为校内外数字人文教学与研究资源共享的一个平台。

(6)教学组织的项目化。以“项目”作为数字人文实验班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促进学生学习成果的实践性和显性化。以往人文学科的学习成果难以显性化,并多以论文为主要成果形式,难以体现其现实价值,而数字人文注重项目化学习与实践,在每个学习阶段都能产生不同层次编目标引或数据库成果,且每个层次的成果都能易于进行直接利用、二次开发和数据关联,产生规模化和系列化的实践应用成果。通过项目化的学习组织,师生共同参与项目的全过程,通过数字人文项目的选题调研、项目计划书的设计、数字资源组织、模型构建、系统迭代、数字产品或其衍生品推广等,这不仅可以改进学生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创造性问题的解决和高阶思维活动,从而使其创新创业能力得到提升,而且也可以有效促进项目成果的产出和转化。

(7)问题探索的自主化。数字人文实验班可以探索问题导入式的学习模式。数字人文项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资源数字化、可计算和数据挖掘,促进学生重建语境,发现感兴趣的切入点,从而形成学生自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的问题导向学习模式。针对数字人文项目本身的这个特点,在本科人才培养改革实践中,可以通过跟踪学生与在线环境和学习资源的交互数据,析出学生的学习特征并量化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而且这种析出数据、评价效果的过程又可能成为新的数字人文研究项目被投入教学组织过程。这种以探索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将会为新文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提供有益的经验积累。

综上所述,新文科建设是我国新时代高等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改革的一个全新构想,对其理念、内涵与特征的分析研究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使命。本文以苏州大学数字人文专业实验班为典型样本所进行的新文科建设,可以为已经和即将展开的新文科人才培养改革实践提供一个参照。

原载《中国大学教学》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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